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清華大學教授賀克斌說，我國通過對燃煤電廠超低排放、工業燃煤治理及民用散煤治理等，硫減排“走的步伐更快”，于是，氮氧化物的百分比貢獻進一步凸現出來，這需加大力度減排，而且“VOCs治起來比氮氧化物還要難”。

臭氧在常溫下是一種有特殊臭味的淡藍色氣體，即使藍天白云，臭氧污染也有可能超標。特別是隨著PM2.5濃度降低，臭氧污染的緊迫性進一步顯現出來。

據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日前公布的數據，近三年，“2+26”城市的臭氧污染濃度最高值發生時間提前了，原先多發生在盛夏，如今最高值多集中于5月和6月;臭氧年評價濃度最高值增幅不大，但最低值卻迅速增加。2016、2017年最低值分別比2015年增加41.6%、83.3%。

北京大學統計科學中心、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環境統計課題組發布《“2+31”城市2013—2017年區域污染狀況評估》報告分析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33個城市年均臭氧濃度一致上升且幅度較大;京津冀地區和晉魯豫20市8小時臭氧濃度整個夏季的平均值基本都超過了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100微克/立方米的標準。

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張新民說，在太陽照射下，氮氧化物、揮發性有機物(VOCs)等可發生光化學反應產生臭氧。臭氧污染對人體健康危害較大，特別是對嬰幼兒、青少年、老年人、戶外工作者和肺病患者影響大。

張新民分析了“2+26”城市臭氧污染態勢，發現城市間臭氧年均濃度差異性減小，趨同性增強，臭氧小時平均濃度最大值集中出現在14:00到18:00之間。其中，淄博市7月份臭氧日均濃度超標率最高，其余27個城市均為6月份臭氧日均濃度超標率最高。天津、唐山等城市2017年臭氧日均濃度超標情況在9月份出現明顯反彈。

其實，臭氧污染并非只是讓京津冀撓頭。中國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大學教授張遠航說，珠三角地區的臭氧問題已超過了PM2.5，成為影響珠三角空氣質量的主要污染物。

臭氧濃度為何不降反升?張遠航認為，氮氧化物、VOCs減排不協調應是臭氧濃度升高的主因。

VOCs是一個總稱，主要包括烷烴、烯烴、芳香烴及各種含氧烴、甲醛和苯等。工業活動、燃料燃燒和機動車尾氣排放是我國人為VOCs污染的三大來源。

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清華大學教授賀克斌說，我國通過對燃煤電廠超低排放、工業燃煤治理及民用散煤治理等，硫減排“走的步伐更快”，于是，氮氧化物的百分比貢獻進一步凸現出來，這需加大力度減排，而且“VOCs治起來比氮氧化物還要難”。

《“2+31”城市2013—2017年區域污染狀況評估》報告也顯示，二氧化氮應主要源于機動車排放，機動車排放控制應成為大氣治理的重點。

“目前，我國已具備開展臭氧污染控制的基本條件，但是仍有許多技術細節需要研究。”張新民說，應盡快研究建立臭氧污染閾值和控制評價方法，加快出臺臭氧成因解析指南，指導城市開展臭氧敏感性分析，提高科學治污能力;在重點區域探索制定VOCs總量減排，依據臭氧污染的空間分布格局，劃定臭氧污染聯防聯控區，在自我減排的基礎上，強化區域聯動。

（來源：科技日報）